因为《纽约时报》中文网的一篇文章，中国制造业成本与美国持平甚至超过美国的话题，引发了各方的热议。中国的制造企业成本何以迅速上升？《纽约时报》的文章说，是因为中国工人工资收入水平上升、中美之间的汇率发生了变化、中国能源成本价格迅速上升。这样的分析不无道理，但是，多少有些脱离中国实际。

中国制造业成本之所以迅速上升，笔者粗粗罗列了一下，大致是由五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各项税费快速增加、基础产品价格极不合理、公共产品支出不断提高、流通成本上涨过快、人力资源成本无法控制。只需对中国制造业成本结构作分类分析，就会发现，生产要素成本上升是导致制造业成本上升的重要因素，而政府管理成本迅速上升则是导致制造业成本上升过快的根本因素。有些经济学者把中国工资收入增长水平过快视为制造业成本快速上升的主要原因，一些政府官员甚至主张继续实行低工资福利政策，以提高企业竞争力，这是倒因为果了。由于过去这些年政府通过立法的方式把社会保障费用转嫁给了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在我国的工资收入成本中，社会保障费用占到40%，这在世界上绝无仅有。可见，如果不改革我国的社会保障体制，即使实行低工资福利政策，也未必能降低制造企业成本。

从各国城市化发展的经验来看，如果一个国家的工资收入水平稳定增长，那么，不仅可以加快产业的升级换代，而且更主要的是，可以促进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在资源型城市，如果工资收入水平稳定增长，那么，职工消费能力就会稳步提高，城市服务业就会健康发展，当城市的资源枯竭，就业人口减少时，大量人口就会转移到服务业。

现在我国的工资收入水平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相比相对较高，但与发达国家仍然有巨大落差。所以，工资收入增长不是我国制造业成本增长的主要因素。企业税收负担水平高于许多发达国家，这是导致我国制造业竞争力下降的重要原因。随着土地出让价格以及基础性产品(包括资源能源产品、通信产品、交通运输)价格的快速上涨，我国制造企业的成本快速上升。不仅如此，由于我国企业融资成本越来越高，制造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只有5%左右，而企业融资的成本高达6%，以至于不少制造企业宁可将筹措到的资金投入资本市场，也不愿从事产品制造。

政府也清楚地看到了制造企业所面临的困难，也在尽力通过发展资本市场降低融资成本。可是，这种努力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根本原因就在于，资本市场的异常活跃，使得资金交易速度加快，资金交易环节增加，资金交易成本上涨，企业通过资本市场筹集资金非但没有降低成本，反而增加了资金的使用风险。

政府同时也尽力通过简政放权减轻企业的负担，只是，因为重要资源能源价格掌握在政府手中，能源资源生产企业绝大部分属于国有垄断企业，这些企业本身存在着管理成本越来越高、经营负担越来越重的问题，如果降低能源资源等基础产品的价格，那么，有可能会导致国有垄断性企业出现严重的亏损。正因为如此，政府不敢轻易降低资源能源企业的价格，所以减轻企业负担收效甚微。

前些年不少地方的“土地财政”政策，让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增，许多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来自于房地产业，如果政府减少土地出让金，房地产市场价格迅速下降，虽然可为生产制造业提高竞争力创造条件，但地方政府却会因此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而近两年楼市进入调整期后，土地财政已难以为继，地方政府的回旋余地越来越小，即便想减少土地出让金，也有心无力了。

再清楚不过，我国制造业今天所面临的困境，实际上就是经济转型所必须迈过的坎。从政府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所面临的最大障碍就在于，政府无法将控制的资源和能源企业通过合理的手段实现市场化经营，大型国有垄断企业的成本不透明，价格不合理，如果政府强行调整国有大型垄断企业的基础产品价格，那么，有可能会导致国有垄断企业出现全面亏损，而这是当前本已处于困难中的经济所难以承受的。所以，尽管李克强总理大声疾呼要降低通信产业的资费标准，但却迟迟难以真正落实，两大公司已经公布的方案，让利很有限，未能获得消费者认同。

现在一些大型基础资源能源企业已出现了严重亏损，已使政府在产品价格调整的过程中陷入了两难境地，如果为了支持制造产业的发展，大幅度降低基础资源能源产品的价格，那必然会导致国有企业出现大面积亏损；如果不降低资源能源产品的价格，那制造业的竞争力将会进一步下降。政府在扶持中国制造业的过程中，试图依靠科学技术进步消化中国制造行业不合理的成本，试图通过简政放权，逐步降低中国制造企业产品的政府成本。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做起来难度极大，任务极为艰巨。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一些经济学者大声疾呼，中国的制造业应当升级换代，应当加快智能化发展的步伐，让我国的制造业通过科学技术进步提高竞争力。从一般意义上来讲，这样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可是，考虑到我国当下的实情，考虑到我国制造行业所面临的庞大政府管理成本，这样呼吁并未点到问题的要害。如果无法促使政府管理成本大幅下降，降低我国制造业成本就只能是纸上谈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