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企改革顶层方案的落地，相关配套文件也将陆续发布，国企改革思路日渐明晰，改革工作也将持续推进。

本文根据民生证券研究院执行院长管清友博士近期在某国企改革论坛的演讲整理而成。

新一届政府执政后，掀起了一轮改革浪潮，改革领域覆盖方方面面。在所有改革中，国企改革无疑是影响最为深远也是最受期待的改革举措之一。随着国企改革顶层方案的落地，相关配套文件也将陆续发布，国企改革思路日渐明晰，改革工作也将持续推进。今天我想就国企改革，谈谈自己的一些观点。

第一，经济下行期是国企改革的最好时机。在经济繁荣时期进行国企改革，通过改变国资管理体制减少行政干预、开展员工持股计划提升职工工作积极性等，当然能使国企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得以更好发挥。但与危机时期进行改革相比，经济繁荣时期的国企改革在改革范围与改革深度恐怕将有所打折。我们现在身处的环境，正如习总书记所言面临各种因素倒逼，国企改革的重要性前所未有。

第二，从国内外因素看，国企改革刻不容缓。从外部因素看，发达国家贸易再平衡，新兴市场经济增速放缓，外部需求在收缩，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持续减弱。从内部因素看，过去十几年是国有企业做大做强的过程，同时也是国有企业产能高速扩张的时期，而这个产能高速扩张过程不是中国独有而是世界性的，“911”事件后全球流动性过剩使得主要工业领域的产能迅速膨胀，如油气工业、煤炭和制造业等。2008年金融危机标志着重化工业的结束，而中国国企特别是央企很多是大资本、大工业，因此产能过剩是造成我们国企今天遭遇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国企正遭遇外需回落和产能过剩的双重不利冲击，现在来看改革确实是刻不容缓。国企不是改革不改革的问题，肯定需要改革，问题是怎么改。

第三，国企改革相关文件应该是各方共识，文件出台实属不易。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关于国企的部分，对国资国企改革进行了非常详细的描述，兼顾了不同的看法和声音。近期出台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历经几十次的起草与修订，充分考虑了学术界、企业界的观点，考虑了不同的观点甚至质疑。

第四，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应该是《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最重要的亮点。按照我个人的理解——这不是文件里说的，公益类国企以后应朝着一个特殊性的企业打造，它不是一个完全市场化的企业甚至不是市场化的企业；而商业类国企应该朝着市场化的方向改革，商业类国企与民企仅有出资人不同这一区别，它可以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可以对管理层进行股权激励，甚至可以进行完全的资产证券化。如果国企能按这种分类推进改革的话，我个人认为改革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

第五，资产证券化是目前争议最少、成本最低的改革方式。我刚才讲过文件出台是很不容易的，设身处地想文件起草人包括中央领导同志，需要聆听不同的声音。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些文件只能说是综合考虑了各方意见、性价比最高的文件，但与最理想的状态仍有一些差距。资产证券化比较折中、比较中性，能保证交易的公平性和阳光化，因此易被各方接受，争议最少、成本最低。在实际操作中，也能比较容易地规避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

第六，集团化、财团化是民营企业参与国企改革比较稳妥的方式。《指导意见》中有民营企业参与国企改革的相关内容，个人认为在几种参与方式中比较稳妥的是集团化、财团化。我在调研某省民营企业时发现，应该说民营企业对参与国企改革不是没有热情，但是也有一些懈怠。这个省的民营企业过去在资源领域积累了非常多的原始资本，有资金参与国企改革，但对国企改革有一些顾虑。多个民营企业联合起来，当地的工商联也参与，以一个所谓企业财团的方式参与本省与外省国有企业甚至中小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企业财团的形式分散了单个企业的风险，我个人觉得这种方式是目前民营企业参与国资国企改革时一种比较稳妥的方式。

第七，资本市场可关注国企改革中兼并重组、科研院所改革、资产注入和对管理层的股权激励等投资机会。国企改革是一个大的主题，资本市场对国企改革的关注由来已久，应该说现在仍然是相当关注。但资本市场比较注重收益，而且决策短期化，会去关注国企改革是否真正落实，比如资产是否有最优化的配置、对管理层是否有正向激励、员工持股计划是否落到实处、民营企业参与国资国企改革时是否真正能够物超所值。

兼并重组、科研院所改革、资产注入和对管理层的股权激励，实际上就是对原来资产的优化配置。根据过去十几年国企改革的经验，存量资产如果能进行一定的优化配置，确实能发挥很大的作用。上一轮国有企业改革，还是发挥了非常大的制度红利作用。我们也期望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为总纲领，“1+N”的文件体系能对国有企业的改革起到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使国企改革这一主题产生诸多投资机会。

第八，国资国企改革领域需要有更多的理论探索。平时不太关注这个领域的朋友，可能会问这个问题重要吗，其实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名不正则言不顺，理论上站不住脚，很多改革难以推进，在改革实践中经常遇到困难疑惑甚至产生怀疑。国有企业的基础论、功能论和定位论，尽管已有学者研究，但尚未达成共识。如关于国有企业定位论的问题，刚才几位领导也谈到了自己的观点，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没有研究清楚，应该有更广泛的讨论。对这些重大问题的理论探讨，也应该成为国资国企改革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尽管目前已出台的中央层面国企改革文件并未提及，但是我想国有企业的领导与职工以及从事相关理论研究的学者都应该知道探索理论问题的重要性所在。

最后，希望借助“1+N”国资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体系，在新常态的背景下，国企改革能真正激发国有企业活力，为整个国民经济的转型升级发挥更重要的作用。